中國史學上的“通史家風”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哺育和涵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史家不斷獻身于通史編纂的名山事業(yè)。這是中華民族綿延不絕、賡續(xù)薪火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文明區(qū)別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文化特質(zhì)。
近代以來，撰寫中國通史始終是眾多中國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壽彝先生總主編的多卷本巨制——《中國通史》將這一事業(yè)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白壽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在中國通史編纂領域建樹頗豐。1962年，白先生參加了巴基斯坦舉辦的國際史學大會。國際友人向中國代表表達了希望看到新中國史學家編寫的歷史著作的心聲。作為歷史學家，他深受感動和鼓舞，決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緊時間撰寫一部中國通史。
然而，“文革”爆發(fā)，白壽彝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關進了“牛棚”，無法正常開展工作。但就是在這樣艱難的年代，中國通史的寫作計劃仍在他心底醞釀。
1972年，周恩來總理提出要編寫中國通史的任務，相關部門曾兩次組織寫作班子，但都沒有成功。此時，白壽彝撰寫中國通史的信念依舊堅定不移：“我們這么大的國家，有這么長這么豐富的歷史，我們不能滿足那么簡單的幾本小書，這跟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不相稱。”白先生將撰寫中國通史作為歷史和時代賦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壽彝再次訪問巴基斯坦，國際學者紛紛打聽中國歷史新著情況。白先生無言以對，心里很難過。雖然距離上次訪巴已經(jīng)過去了12年，但中國仍處于“文革”時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來。他后來回憶道：“外國朋友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是這樣重視，我感到吃驚，同時也為沒有寫出一個字而感到慚愧。”
1975年，當客觀形勢稍有好轉(zhuǎn)時，白壽彝便立即開始著手實施醞釀已久的中國通史編撰計劃。他首先組織力量寫出了200多萬字的中型中國通史草稿。由于“題無特色，文無新意”，沒有統(tǒng)稿基礎，只好放棄。
白壽彝從1977年轉(zhuǎn)而組織精干力量編撰小型中國通史。1979年，當經(jīng)歷了文化沙漠的人們急欲渴求精神食糧的時候，他將30萬字的《中國通史綱要》交付出版社。該書一經(jīng)出版就受到了學術界的歡迎，發(fā)行總數(shù)逾百萬冊，并有英、日、西班牙、德、法、羅馬尼亞、阿拉伯、意大利、世界語等多個語種版本問世，在世界上擁有大量讀者，美國有些州甚至還將其作為學校的教材。
《中國通史綱要》是一本通俗歷史讀物，也是“文革”后學術界出版的第一本歷史著作，深受讀者歡迎，并因此獲得了全國首屆通俗政治理論讀物一等獎。
1980年，《中國通史綱要》完成出版后，白壽彝就開始了大型中國通史的編撰工作，而此時的他已年逾古稀。
一個學者已經(jīng)走過了70年的人生道路，還能實現(xiàn)編撰《中國通史》這個夙愿嗎？這是一個嚴峻的挑戰(zhàn)。
白壽彝平靜地接受了這個挑戰(zhàn)。他說出了一句平實卻也極不平凡的話：“我70歲以后才開始做學問。”這句話既充分顯示出白先生對生命的熱愛和對生命價值的珍惜，同時也是超越一般學術觀點的一種治學精神和文化境界。
白壽彝曾說過，天地萬物沒有一件逃得出榮枯、盛衰、生滅、有無之理，但一個頑強的生命需要一個堅固的支撐架。很顯然，晚年的他把學術事業(yè)，尤其是把編撰《中國通史》當成了生命的支撐架。
用盡可能完美的體裁來編撰一部貫通古今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是白壽彝多年來的心愿，他把這視作一個歷史學家的神圣使命。
20年的時光在歷史長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對于一個70歲的老人而言，卻意味著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屆古稀的白壽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矯健、笑聲朗朗，全無老年人的暮氣。但1400萬字書稿的修改與審定，以及紛繁復雜到常人無法想象的組織協(xié)調(diào)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陰。
時間到了1999年，當人們歡欣鼓舞聚集在北京慶賀白壽彝先生九十華誕和《中國通史》全部出版之際，他卻連站立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這位睿智的老人，為了編纂這部巨著已罄盡了所有。
在《中國通史》長達20年的編撰過程中，僅主編就有20多位，作者達500位之多，而一個耄耋老人毫無怨言地承擔下了所有的組織協(xié)調(diào)工作。
從1975年，白壽彝提出編撰《中國通史》的倡議，得到了眾多響應；到1979年，召開多卷本《中國通史》第一次編寫工作會議；再到1983年《中國通史》編纂課題被定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整整八年，沒有科研經(jīng)費的支持，完全靠著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個人學術威望開展工作。
在《中國通史》眾多的主編和作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白壽彝相交多年的摯友，如考古學家蘇秉琦、甲骨文專家胡厚宣、科技史專家王振鐸，語言學家季羨林，歷史學家周一良、何茲全、韓儒林、史念海、王毓銓、陳旭麓、韓國磐、陳光崇，等等。著名史學家侯外廬擔任全書編撰工作的顧問。白先生曾多次在書中由衷地感謝這些與他有著半個世紀友誼的學界同仁，感謝他們對《中國通史》編撰工作的鼎力相助。
如果沒有白先生在學界的威望和號召力，如果沒有白先生持之以恒的組織和聯(lián)絡工作，如果沒有白先生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決心，很難想象這部大通史能在磨礪了整整20個春秋后完整地呈獻在廣大讀者面前。
白壽彝事必躬親、親力親為，從通史的組織工作一直到撰寫題記、定稿及選圖編目工作，都是他親自做的。他不放棄任何機會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術和去北戴河療養(yǎng)的日子。
白壽彝每次都把病房當作工作室，資料書稿堆滿了整個房間。在雙目幾近失明的狀態(tài)下，他憑借頑強的毅力，采用耳聽口述的方式，完全通過思維能力組織文稿的寫作和審定。在審稿過程中，白先生非常認真，遇到任何疑點，一定要核實。
就這樣，白壽彝堅持將1400萬字的書稿審閱、修改完成。
白壽彝不僅是整部《中國通史》的總主編，而且還是《中國通史·導論卷》的主編�！秾д摼怼饭卜志耪�，其中六章都是經(jīng)過集體討論，最終均由他本人親自修改、增刪、定稿的。
白壽彝撰寫的《導論卷》第一章“統(tǒng)一多民族的歷史”，深入系統(tǒng)地探討了中國歷史上一系列的重要歷史理論問題，尤其是關于漢族、少數(shù)民族與中華民族關系問題的認識，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它不僅是《導論卷》的核心篇章，更是整部《中國通史》的靈魂。
在這一主旨下，《中國通史》真正實現(xiàn)了白壽彝主張的民族平等思想：要把多卷本《中國通史》寫成一部“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歷史”，而不僅僅是漢族的歷史。
《中國通史》為如何恰當反映多民族共同締造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明史方面提供了范例。白壽彝吸收了中國古代多種史書體裁的基本形式，以章節(jié)體的形式而融入紀傳體等傳統(tǒng)史書體裁的風格，創(chuàng)造了通史編撰的“新綜合體”。
新綜合體分序說、綜述、典志和傳記四部分，容納了極為豐富的歷史內(nèi)容，活潑了歷史編纂形式，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使人們對中國歷史有了一個全局的、立體的、動態(tài)的認識。綜合體是白壽彝先生對中國史學發(fā)展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1999年3月，白壽彝總主編的12卷22冊1400萬字的《中國通史》全部出版。4月26日，北京師范大學舉行隆重的學術研討會。會前，白先生收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賀信，賀信高度評價了這部《中國通史》的意義和價值，也高度評價了他“老驥伏櫪，壯心不已”的學術品格和學術追求。戴逸先生認為：“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紀中國歷史學界的壓軸之作。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對學術界的重大貢獻，是他獻給本世紀的珍貴禮物。”
白壽彝對于中國通史編纂事業(yè)的追求和貢獻，再次昭示出中國學者勇于創(chuàng)新、不懈追求的通史精神，為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樹立了典范，同時也展示了當代中華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刻的闡釋力，是當代學者文化自信的生動寫照。
�。ㄗ髡邌挝唬菏锥紟煼洞髮W歷史學院）（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